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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妲己与商纣王]商纣王和妲己的故事
关于妲己
妲己，冀州侯苏护的女儿，商纣王子辛的爱妃，有美色，又能歌善舞。《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在后代，人们常将亡国之君的过失与女色联系起来，因此，夏之妺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就成了诅咒的对象。
商纣王征服有苏氏（今河南省武陟东）。有苏氏献出美女妲己。纣王迷于妲己的美色，对她言听计从。妲己喜欢歌舞，纣王令乐师师涓创作靡靡的音乐、下流的健蹈，在宫中朝夕欢歌。妲己伴着靡靡之音起舞，妖艳迷人。于是纣王荒理朝政，日夜宴游。纣王还在卫州（今河南省淇县）设“酒池”，悬肉于树为“肉林”，每宴饮者多至三千人，令男女*追逐其间，不堪入目。九侯（封地在今河北省临漳）有一位女儿长得十分美丽，应召入宫，因看不惯苏妲己剧照的*被杀，九侯也遭“醢刑”，剁成肉酱分给诸侯。
妲己喜观“炮烙之刑”，将铜柱涂油，燃以火炭，令犯人行其上，跌落火红的炭中，脚板被烧伤，不时发出惨叫声。妲己听到犯人的惨叫，就像听到刺激感官的音乐一样发笑。纣王为了博得妲己一笑，滥用重刑。 纣王的无道，激起人民的反抗。周武王乘机发动诸侯伐纣，在牧野之战，一举灭商，纣王逃到鹿台*，妲己也被斩首而死。
在《封神榜》中妲己被写成了是受了女娲娘娘派遣迷惑商纣王，使商纣王江山断送的狐狸精，相当于西施这种女间谍，可惜最后寸功未表，反被割掉了一颗如花似玉的大好头颅。妲己这个女人是随着《封神榜》的流传而为人所熟知的。《封神榜》上说她艳如桃花，妖媚动人，美丽多姿，是千年狐狸精幻化成人，蛊惑纣王纵情女色，荒淫误国，不务正事，使商朝灭亡。当周人灭掉商朝后，将妲己五花大绑，押往刑场斩首示众。在杀死妲己时，连刽子手都被其美色迷住，不忍下手，愿替其死。
《封神榜》毕竟属于神话小说。还有许多稗宫野史，传说妲己是一个蛇蝎美人，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比如： 纣王为了讨好妲己，派人搜集天下奇珍异宝，珍禽奇兽，放在鹿台和鹿园之中，每每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荒废国事。 有一年严冬，妲己苏妲己看见有人赤脚走在冰上，认为其生理构造特殊，和常人的不同，叫纣王命人将他双脚砍下来，研究那两只脚不怕寒冻的原因。 有一回，妲己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为了好奇，不惜叫纣王命人剖开孕妇肚皮，看看腹内究竟，白白送了母子的性命。 有一回妲己与纣王打赌，说自己能看清孕妇腹中胎儿的性别，于是纣王命人找来十多个快临盆的孕妇让妲己一一辨别，而后剖开每个孕妇的肚子验证，导致这十多个孕妇与胎儿死亡。 妲己怂恿纣王杀死一个叫比干的忠臣，还残忍地剖腹挖心，以印证传说中的“圣人之心有七窍”的说法。
种种传说，已家喻户晓。据说妲己是个狐狸精。当纣王参拜女娲时，垂涎于女娲的美貌。题淫诗猥亵女娲。所以女娲娘娘大怒，派人间的九尾狐妖和琵琶精等小妖来倾覆商纣。并帮助周武王伐纣。但没有想到妲己贪恋人间荣华，涂炭百姓，最后被处罚斩首。这只是传说，但这样为她“造谣”，也可见妲己所作所为确实是令人发指。
中国历代的“红颜祸水”里，最恶毒的恐怕莫过殷商时代纣王的宠妃妲己了。而且两个人犯起“混”来，简直算得上“夫唱妇随”，惊人的合拍了。如果按《史记-殷本纪》里的说法，纣王可谓残暴之极，但若按民间《封神演义》里的演绎，那简直就是变态，有着严重的“*狂”倾向。按《封神演义》的说法，妲己是千年狐精附体，受女娲之命来祸乱殷商的，所以纣王才变得如此怪戾，做出那些残忍的事来。
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不足为信。这位美女自然不是狐狸精变的。据《晋语》记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这就是说妲己是纣王征战得胜的“战利品”。据说有苏氏是以九尾狐为图腾的部落，所以才会有《封神演义》这般附会。虽然妲己不是狐狸精变的，可照样把纣王迷得五迷三道，“妲己之言是从”。 根据正史记载，他不但投妲己所好，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还搜括百姓钱财，修建起高大宏丽的鹿台，里面置满奇珍宝物。同时，“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闲”，彻夜长饮，欢嬉达旦。真可谓荒淫之极。
最过分的是，他耳根子特别软，最听妲己的话，甚至到了“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的地步。这样以来，天下就无法太平起来，老百姓埋怨，各诸侯反叛。这时，妲己又给纣王出了一个狠招，发明了一种惩治犯人的刑法，曰：“炮烙之法”。就是把一根粗大的铜柱横放，下面架起炭火炙烤，然后命“有罪者行其上”，没走几步，就纷纷掉进火红的炭火里，活活烧死。每次看到犯人在炭火里挣扎惨加，妲己“乃笑”。如何笑，是大笑，还是冷笑，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这种冷酷而变态的做法，纣王的叔叔比干实在看不下去，就向他进谏说：“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这话戳到纣王的痛处，非常生气，觉得他这是“妖言”惑众，给他难堪。这时，妲己又在一旁添油加醋，樱桃小口一开，吐出一句血淋淋的话来：“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纣王一听，爱妃有如此求知之心，那就打开看看吧。于是，“剖心而观之”。
史书还记载，他还将九侯、鄂侯两位臣公醢之、脯之，就是一个剁着肉酱，另一个做成肉干；而另一位西伯侯(即周文王姬昌)本也要“炮烙”，但他很聪明 ，马上服软，并献给纣王“美女奇物善马”，以及自己的洛西领地，纣王这才松口，把他放了。后来，有点头脑的大臣，装疯的装疯，卖傻的卖傻，投敌的投敌，流放的流放，这样以来，自然民心向背，诸侯离心，很快，西伯昌的儿子周武王就起兵造反，将他打败。他不愿投降受辱，便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戴上最好的宝物，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了。而他的美人妲己，结果更惨，被反绑、砍了头不算，还被挂在小白旗上，给天下人看，说要让天下的女子都引以为鉴。
妲己真有这么坏么？无论正史典籍，还是稗官野史，妲己都是一个蛇蝎美人，可谓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这样的论调已经家喻户晓，深植人心，但问题是，历史的真实情况真是这样么？
关于商纣王
商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的本名叫子受辛，商人称他为帝辛，由于帝辛昏庸无道，后人称他为殷纣王。为帝乙少子，以母为正后，辛为嗣。帝纣天资聪颖，闻见甚敏；稍长又材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欢心。时帝乙都沫已十有七载，帝乙崩，帝辛继位。帝辛，是商朝第三十代君主，也是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除了天资聪颖、领悟力奇高之外，也是少见的大力士。关于纣王的一切，大多仅限于历史记载，对于纣王的魔性来源，却决少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纣王的魔力到底有多强，所以对于纣王的一切只能用空白来形容。
帝乙死，应立长子启，因启母贱不能立，而立少子辛为帝。帝辛自幼聪敏过人。 《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帝辛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他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立奴隶之女妲己为后。宠幸倍之，唯言是从。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杀比干，囚箕子，失去人心。他在*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办衰竭，对浮获的大批浮虏又消化不了，造成负担。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俘虏倒戈，周兵攻之朝歌。帝辛*于鹿台。商亡。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今墓尚存。
帝辛和商纣王，是同一个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一个人有两种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例。这两个称号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帝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王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象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帝国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儒家所称道的虞舜。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殷王称号》）
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与日本鬼子称东北为满州一样，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一样。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
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自明、清以来，古文《尚书》几已被定为伪书，而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古文《尚书》是可靠的先秦典籍。虽然，这本战国时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但这是弥足珍贵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后世史家或文人研究上古社会、政治，均是以此书为阶梯。司马迁《史记》中的上古史，即大部分依此书而勾勒。在《尚书》中的三篇讨商文诰中，《武成》作为祭天祀祖之文，是最为正规、郑重的，可信度应当是最高的，但孟子仍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他的不可信。而《牧誓》、《泰誓》作为战前动员讲话，极力诋毁敌人，是不言而喻的，真实度已难以言说。这种战争檄文的不足信，以三国时陈琳为袁绍写的《讨曹操檄》和唐代骆宾王为绿教业的《讨武盟檄》即可窥一斑。帝辛在这样的文诰里，形象自是不堪：《尚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到了《尚书牧誓》中，罪状便多了起来：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到了《尚书泰誓》，就颇有罄竹礁书之势：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于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眼，以残害于尔万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妇。……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瓷盛玩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治其侮。（《尚书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胁权下灭；无辜吁天，移德彰闯。（《尚书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点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朝涉之胫，剖哭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黩师绿；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尚书泰誓下》）（《尚书》）的抨击，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便化为史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下。
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是“层累地选成”的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谁在抹黑帝辛？ 哪些人参与了“千年积毁”的“选谤”队伍？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结合“层累地造”的年代，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见。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大王季历起便大肆扩张，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殷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
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觉，帝武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 ，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 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
然帝辛积威甚重，使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进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按现代的话，应该叫做“商奸”--那时尚未有汉民族。
“商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神棍们。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祗，“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王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
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武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治子等等。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
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中、飞廉、恶米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
而费中，飞廉、恶米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十九》）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在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帝乙在位九年而崩，次子辛即位。当此之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为后以后，生辛，故其为嫡出。此即太史所谓“妻之子”、“妾之子”的同来。
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知。且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其手段卑鄙也面目可憎，只看商亡后的表面便一目了然：“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牛，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副无耻之极的奴才相，千百年来无人出其右者。司马迁如此揶揄，亦是鄙其为人。因而既然“微子启、胶鬲与周盟”，早已通敌作了内奸，又刻意作出如此做派，真可谓无耻之尤！
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不仅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断了念想。这些心怀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那样丧心病狂，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是十分有限的。
此外，自盘庚以降，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帝祖甲时，废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是难以抑制的。这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势力，商帝亦难以拔除。故而在商帝强势力可以压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间商帝是强势力的。然而，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这些贵族亦蠢蠢欲动。 而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疲态尽显，与古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极为相似。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样。而且，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以至于“一国失日”。周人攻击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这是商族整体的嗜好与行为，而“纣为长夜之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脱“俗”。
在如此情况下，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虽有龃龉，但不为大害。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竹书纪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记载相当奇特。现代人多数怀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绝对与周人脱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继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以全面描述。但根据现有的简略记述，综合起来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一是对内部的驾驭。帝辛一方面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简拔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而恶来更是战死于牧野。至于内政，用费仲以对抗诸方势力。二是以战功稳局势，树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这与周人历史命周侯昌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样。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纣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现代人认为，帝辛为解除西边威胁，于此时杀掉了西伯昌，而不是象周人说的那样因诸侯声援而惧而释之。
在解决了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
而这时，一直被帝辛强势压制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大夫帝甲、内史向挚、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了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煌煌大商顷刻间轰然倒塌，帝辛山河梦断，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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