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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千年包公观后感1
近观看了新出的纪录片千年包公，体会颇深。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雷霆惩腐的大背景下，纪录片《千年包公》跳出被地域、时间、空间局限的当下，以其独有的历史观和厚重感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高度，从历史的兴衰沉浮中挖掘中华廉政文化的优秀遗产，让人感到廉政富有的温度和情感、活力和魅力，从而增强人们反腐倡廉的信心和凝聚力。
包公清官廉吏故事感人至深，古代如此，现代更是如此，早在25年前，时任福州委书记的近平读了《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深受感动，挥毫写下了“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深深表达了近平对焦裕禄这位“好官”的崇敬之情和他自己爱民为民、责任担当的坚定情怀。在成立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之后，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仍是谆谆告诫青年学子“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心中装着人民，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为民众谋福祉，当是这个时代领导干部的最强音。因为，我们党是最清廉的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廉则兴，贪则衰。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八德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它将渗透到每一个中华子女的骨髓里去。通过观看该片，我认为，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以史为鉴，增强自身廉洁自律意识，踏实做好本职工作。
一、以史为镜，加强学习。当干部就意味着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是一种责任，要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透析《鉴史问廉》中的经典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凡是不接受监督约束，也不自律自重，放松思想上的学习和改造，个人私欲膨胀的官员，终将遗臭万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失足往往在一念之间。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持之以恒的自警自律，经常打扫头脑中的灰尘，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突出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在学习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修养，始终是领导干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必由之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学理论，增强党性修养。
二、坚定信念，拒腐防变。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党不断成长、壮大和成就伟业的根本所在，也是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党员理想信念一旦动摇，必然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坍塌，最终迷失方向。因此，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坚定正确理想和信念，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始终坚持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才能摆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不渝地为人民谋利益，做到洁身自好、廉洁奉公、落实真抓实干，提高工作能力。
三、牢记宗旨，做好本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好，可以治国兴邦，为民造福，用之不慎，则会身败名裂。基层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决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作为一名城市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是宗旨和信念，务实是职业操守和行动准则，清廉是思想底线、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基本要求，我们要争当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将坚持把廉洁自律作为一种思想境界来提升，作为一种职业操守来要求，作为一种工作能力来培养，认真学习《党章》，多写廉政心得，对照先进典型自我警醒，认真执行“三重一大”，严格“三公”经费管理，加大自身自查自纠力度，以严格过硬作风积聚清风正气，建设一支为民务实清廉的城市管理队伍，树立部门良好形象。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以史为鉴，鉴往古今”，当深明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的道理，作为当代的领导干部更应该以历史上的清官为榜样，学习他们，超越他们，以清廉之身，取信于民，服务于民。
城管千年包公观后感2
包拯知端州时，曾赋《书端州郡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清心才能寡欲，进退不失其正，故谓“治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荡，是其“身谋”。包拯本来不以诗作著称，但这首诗却写得正气堂堂，风骨凛然，实可视做包拯立身处事的宣言书，也是其始终不渝的行动指南。
包拯服丧期满，在京城听候派遣官职。当时的官场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甚盛，宰相吕夷简的官邸更是门庭若市。包拯和吕夷简有同乡之谊，吕夷简以为他一定会登门求见，却久等不至，后来才知道，包拯到吏部报到后，就直接到天长当知县去了，这让吕夷简很感了一阵意外。从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着这条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共计25年。
25年间，包拯从知县、知州、转运使，直到枢密副使，成为一名执政大臣，跻身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全靠自己闻名朝野的政绩，当然，也离不开比较开明的仁宗皇帝的赏识与支持，正如他的门人张田在《孝肃包公奏议题辞》中所说：“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
25年间，尤其任职台谏期间，包拯弹劾过不少官员，有时也不免因愤激而措词过当，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场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顶风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镜，个人品格上白璧无瑕，连看不起他“素少学问”的欧阳修，也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赞美“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拯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深深懂得“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其奏议中具名推荐的，便有孙甫、张环、吴奎、范祥、韩贽、张田、吴及、赵尚宽等人。需要强调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没有一个被推荐的人是出于个人关系，更不要说拉帮结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在《请复韩贽等台官》中向仁宗保证：“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真称得上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包拯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今广东肇庆)，他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除长子病故，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外，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不在此例。
包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最典型的例子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载，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做“民之表”，曾留下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包孝肃公家训》)
几十年间，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包拯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产端砚，其前任均借进贡之机，贪腐多达数十倍于贡品之数的端砚据为私有，除个人享用之外还馈送权贵，大搞不正之风。包拯却一改前规，下令制砚数量不得超过进贡之数，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
这段佳话虽然载在《宋史》，其真实性如何本来亦无法完全确认。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70年代，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非端砚，这真不啻为这则历史佳话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佐证。
嘉祐七年(公元1062)，包拯在枢密院处理政务时突然发病，自此卧床不起，一代名臣，与世长辞。
包拯精神产生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难以磨灭的光辉，所以，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超越了阶级，称得上是历久而弥新了。
弹指一挥间，100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制度性的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但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包拯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不论为官还是为民者的普遍敬仰。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没有过时的迹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就是这种精神的回响，就是这种精神的光辉的闪耀。公明廉威、勤政为民，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
据春江《包拯千年之谜·包公文化在海外》中说，泰国有一种洗衣粉十分畅销，因为它的商标叫“包公”，而且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对待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经营方针，就像包公审判案件一样公正廉明。”也许包拯精神并不只适用于它的产生国，这则故事，大约能够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