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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 能否“动态调整”?
据《重庆晨报》报道，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就个人所得税问题提出建议称：“有关部门在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中，应统筹考虑代表所提意见，适时提出修法建议。”对此，专家和公众一致认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有望再次提高。
众所周知，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3500元，这是2011年税法修订之后确定的。如今4年过去了，无论是从物价水平还是从人们的薪酬标准上看，这一起征点都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此次，财经委的建议显然是顺应民心与民意之举。
分析起来不难发现，群众和代表先呼吁，然后征求社会意见，再对相关法律法规做出修改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查机制，还稍显被动。这个过程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延缓了个税起征点调整的速度，难免会出现“刚刚调整完又不适合又需要调整”的情况。
笔者认为，依据我国“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不纳税”的税收原则，避免个税成为“穷人税”，最好是有一个常态化的调整机制。即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人们的生活成本等进行必要挂钩，然后制定相关调整方案，设计可以“自我启动”的调整机制，以保证其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等保持相当。
个税改革，从惩治富人逃税开始
备受关注的个税改革，又有新动向。报载，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有关部门，适时提出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修法建议。此前有30位代表提出议案，称近年来个人所得税法的滞后性日渐凸显，工薪所得的起征点仍需提高。
个税是公共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个税征缴是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因为牵涉面广，影响重大，所以更须公平。现行个税征缴制度存在许多问题，起征点过低是其中之一。2011年开始我国个税起征点上调到3500元，这种上调在当时来看很有必要，到今天，已经明显滞后。月收入3500元能干什么，都是些什么人?大都是缺乏安全感的工薪阶层。
一位年轻的大学老师告诉我，他每月4500元工资，扣除各类保险和个税拿到手的不到3000元，在武汉这样的繁华城市，一个月一两千块钱能干什么?不敢逛商场、不敢谈恋爱、不敢生病，这就是现实。这还是在体制内，一些产线工人对此“更不理解”。工业园区里，很多工人面无表情地机械劳动，辛辛苦苦加班熬夜，月底账面上的四五千块钱，因为缴纳个税而被剜去一大块。银行直接扣缴的不由分说，让你连犹豫的资格都没有。
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富人却可以变通逃税。不必问我要证据，每年各地税务部门查处的大批逃税案例就是例证，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现实的情形不容乐观，权威统计显示：工薪所得占个税之比已达60%以上，而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独资和合资企业生产经营所得、转让财产所得、股息和股利所得、期权所得等个税类别，最高只收取20%。简单说“个税总量上，穷人缴了八成，富人只缴了两成”。这就意味着，公共财政的沉重支出，主要是来源于工薪阶层，而许许多多“先富起来”的人反而很轻松。
“劫贫济富，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显然不是税收政策的初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税收征缴制度设计上欠缺考虑、不够科学，展现了它不好的一面;二是制度本身的优良一面，即对穷人富人进行公平征税的制度设计失灵——穷人固然是没有能力逃税的，但相当一部分富人却有各种打通关节的能耐，各种“合理避税”的手段。这些手段无非是做虚账、假账，钻制度的空子逃税，企业股东把个人生活用品，大到房子、汽车，小到西装、内裤，拿来冲抵企业生产资料逃税，廉价录用几名残障人士以此博取免税……
企业和企业主，以及其他来钱容易者的“招数”固然高明，但真正用心去查究，也没有什么查不出来的。关键是很多执法者执法不严，习惯于轻易放过，一些地方过分看重企业对GDP的拉动、对政绩的贡献，常常掣肘税务部门执法，再加上一些不正常的官商关系，导致真正该纳税的人很少纳税，公共投入的负担由不该纳税的人群过分承担。这恐怕是当今社会最显著的不公平现状之一。
在一些发达国家，逃税可耻，甚至是“不能被原谅的”。为什么在我国，逃税有时竟被视作一种“能力”，当成一种“理所当然”?说到底，还是惩戒力度不够。税法明确了逃税漏税的追究措施，刑法对此也有硬性规定，不论是工薪基层还是先富阶层都必须依法纳税，凡是违法犯罪必须受到依法严惩，没有商量的余地。尤其是对一些逃税金额较大的富人，更要依法从重打击，记入征信，以儆效尤。法律的权威得以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显现，人们对改革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才能上升，否则改革就很难成功。
个税改革非常复杂，涉及征管方式、征缴基数、征收比例等等改革，需要直面到底是以个人征税还是家庭征税，到底是一刀切的静态征税还是进行动态管理征税，使税收与物价指数、平均工资水平挂钩等诸多问题。怎么改革更科学，是顶层设计需要探明的问题。但是一个通行国际的基本认识必须明确：能力越强贡献应该越大，富人就应该多缴税，穷人则应休养生息。换言之，个税改革，从惩治富人逃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