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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那么对于习主席提到的这个必由之路，你有何心得体会?以下是PINCAI小编收集的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心得》的文章，欢迎阅读了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心得一：
根据区纪委5月“一月一小时”的套餐式党纪学习要求，区统计局延寿统计所认真组织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相关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学习，通过学习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有了更深的认识。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当中华民族的巨大航船，穿越历史的波涛，驶向复兴的彼岸，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梦想，将怎样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展开?走向复兴的中国又会带给世界什么?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再次向世界传递了实现文明复兴、建设和谐世界的中国理念。坚持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战略抉择。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翻开历史，“七下西洋”播撒和平友谊的种子，“丝绸之路”留下互利合作的足迹。讲信修睦、善待他人，文明塑造出敦厚平和的民族禀性。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交流孕育出推己及人的民族文化。近代以来的列强入侵和连年战乱，将中华民族拉进苦难的深渊，留下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迈上复兴之路的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世界和平。
和平与发展，互为条件。地球村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和平环境，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同样，离开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为自身发展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我们紧紧抓住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通过互利合作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起飞，迈向梦想的脚步坚实而稳健。以和平推动发展，以发展捍卫和平，中国的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传统模式，为赶超之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与世界同分享，是中国梦独具特色的重要内涵。从“入世惠及中国、也惠及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在与各国的交流合作中，始终追求良性互动、互利共赢。无论是开放市场、引进技术、吸引投资，实现30多年来日新月异的跨越式发展，还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共同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危机，我们都着眼于取长补短、合作共赢，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倡导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彼此包容，推动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未来的道路上，中国梦必将进一步焕发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中国梦想是复兴之梦、发展之梦，也是和谐之梦、和平之梦。坚持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终将完成民族复兴伟业，也终将成为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保障。
“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1]学习、研究和思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由之路，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各民主党派思想，继续挖掘改革动力之源，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半资本主义经济脱胎出来，进行了根本的制度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未来的社会向哪处走、社会该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很快就接踵而至，摆在了领导人面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唯物论者认为，事物的发展动力都是因为矛盾的相互作用，那么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基本上就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彼此的作用构成的。[2]恩格斯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3]
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基本矛盾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7年2月，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中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毛泽东高屋建瓴的观点为我们后期领导人的探索和研究指明了方向。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判断，我们才能更深刻的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即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由此导致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我们才能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引发者和内在动因，对社会发展来说，生产力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明确了如何让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后，当时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促进国民生产的举措。中央政府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类型开始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国有化运动和强制性地改造产权制度，是当时确立的基本经济政策。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以后，则开始确立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而当时的各民主党派也都从“肝胆相照”的方针出发，大力支持党中央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在上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工商界人士积极响应、以身作则，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二、解决社会矛盾就必须改革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建设，受到了前苏联社会发展的很多影响。无论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设的初期，前苏联都向中国输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专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指导，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才结束。可以这样说，那一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一直以仿效前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为特征。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特有的社会结构一直使向这种制度学习的过程大打折扣。
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主义分析表明，一个人为设计的经济制度肯定会造成社会演化的无秩序状态，并可能导致社会危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这样一种人为的非市场导向设计的制度。
历史的车轮注定在1978年以后重新辉煌启动。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再次尖锐地摆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前。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非常清醒的意识到要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迈入新的历史时期，就必须要解放思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到：“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5]他在这里说了很长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实质上是赞同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当时的经济发展现实中，生产力的动力作用根本发挥不到位。对此，邓小平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指出，“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所致”。197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改革问题，他指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革命，是全国人民的长期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又说：“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邓小平把改革与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为他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什么是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直接动力，关键的是看其能否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能否直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能直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因而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手段，并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自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对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改革的社会”。恩格斯这个预见十分宝贵。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被说明。邓小平则科学、正确地答上了这道历史性难题。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必然与社会主义发展同步，必然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因而改革是客观的，是长期的，将伴随社会主义始终，将推动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
1978年以后的改革，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在中国改革进行一段时间后，中国的老百姓们发现，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而并不是与“某一种社会理论”的联系。与前苏联东欧相比，中国在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稳定性和领导交替的连续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可以按照循序渐进的步骤进行，而这一步骤的实质就是不断摒弃人为的非市场导向的制度。消除计划和市场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构件，是中国经济制度创新的前提。
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出现其实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并不是深刻的宏观经济危机而进行改革的。在改革发动之初没有必要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对发动改革来说是理想的。和处于过渡时期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对社会压力而不是对深刻的经济危机的反应，无需采取重大的稳定措施意味着它不需要‘休克疗法’。中国还受益于其与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联系，这一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所引起的制度创新，在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上是渐进的、科学的、稳定的。
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速度、进程以及它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所形成的行为虽在人们的观察范围之内，但是也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预期。改革以及因此而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早已体现在中国经济规模的壮大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之中。
三、改革路上出现的问题及解决之建议
“中国的改革下一步如何进行”，国际社会众多的文献认为，中国持续多年的改革的动力现已经减弱。“好走的路已经走完”，下一步改革会遇到更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源于中央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能力和地方利益集团的消极或抵制态度，而且也来自民众的支持态度和国际社会的合作态度。从国内改革目前的实践来看，如果仍然保持目前的这种状况，显然会加大制度变迁过程的成本。这主要是由前一阶段渐进式改革的部分不彻底因素所造成的，而这些不彻底的因素正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初始性条件。
改革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改革的根本路径是沿着利益调整(即“放权让利”)的思路进行的;二是很多情况下有些急功近利，遇到问题“绕道走”，这在价格改革和利率改革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都不足以解决转轨过程已经面临和持续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如失业、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
笔者仅从价格改革措施滞后这一现象分析说明改革还未彻底的表现。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90%以上的零售商品、80%以上的生产资料和85%以上的农产品都已经市场化。尽管面临着这一市场逐步开放的趋势，我们在农产品、能源和利率等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不够完善，使得这些领域的价格改革明显滞后。价格改革措施滞后的现象使得市场运行无法按照市场供应规律安排生产。这些领域的改革因为不能及时跟上快速的开放市场，就容易制造出孳生大量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的温床，投机意识必然出现。
一个可以辨明的事实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各种活动与金融活动的关联日益密切，这就使得看似是一些国内的经济调整活动不得不需要协调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一些因素。欣慰的是，我们的党已从科学、发展的眼光发现并正视这些问题，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努力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
作为国家战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笔者认为，上海要实现在2010年基本搭建好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必须要“软硬兼施”，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对此项目的关注度和参与性，尤其是在软件建设方面。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广大成员，绝大部分是经济界的精英，早在本世纪初民建上海市委就专门成立了金融工委，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民建成员积极发挥其参政议政的履职能力，主动贡献其专业的背景知识和多年的心得体验，为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改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和道德经济。如何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奠定一个社会的法制和道德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完善的解决，必然出现的就是随着市场经济运行而不断增加社会紧张感。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备法律,重塑道德,进而成就社会秩序的稳定。
法律、道德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法律和道德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反面，处于正面的是法律，处于反面的是道德。道德一般不易为我们直接感受。建设市场经济制度，一方面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求不能疏忽道德的建设。从市场经济制度的演变看，西方曾经通过殖民地制度和战争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但是，在道德动机上却一直没有走出“合法化危机”的阴影。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以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腐败寻租和礼崩乐坏来完成市场经济制度的资本原始积累，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就完全偏离了规范的社会秩序运行方向，这也更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方针。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法律和道德，这两者应该从其动机入手进行分析和研究。经济学认为这两者都是的本质即是“如何通过利己主义行为实行利他主义”，这种表述最早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斯密从区分英文词汇“怜悯”和“同感”的语义开始研究，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同情心是因为“怜悯是对利益受损者的关怀，保留人类具有的‘兔死狐悲’的感觉，从而对利益(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建立起同感”。在此基础上，斯密又建立了“自是”和“自非”的概念来判断道德的起源。自是和自非的关系，借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斯密认为，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 “最后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变化，使得很多情况超出了我们已经拥有的经验基础，迫于竞争的压力不得不进行一些“调整”，因而整个社会的道德境况每况愈下。
"利己”是道德伦理发展和建设的出发点，因此在当前强调道德和法律新秩序建立的同时，必须要审慎地看待我国本土关于道德和法律方面的传承习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秉承着“去私欲，存天理”的传统道德观念。现代以来，依据那种纯粹的、无私的革命道德标准来看，时下的社会道德恐怕只能用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道浇漓”来形容。依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眼光来看，传统道德的标准和要求并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如何把握现代社会的道德标准，笔者认为一定需要结合法律的完备工作。法律的完备过程，并不仅仅限于立法的程序，还需要执法、守法和法律的普及推广工作，甚至还要包括在法律框架下的各种规章制度的配套建设环节。
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随后不久，江泽民再次将治国思想完善，他将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紧密的结合起来视作一种重要的治国方略。他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在新世纪、新形势下，我们实践的就是此理论依据。
四、披荆斩棘，必将辉煌
回顾过去三十年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确立了市场化的体制。但这个体制还没有完善，其中既有市场化不够的方面，也有过度市场化的地方。因而，对改革的反思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同时要避免“泛市场化和过度市场化”。
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市场化不够导致的。如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政策所掌控的市场，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摆脱“圈钱工具”的功能。由于市场化建设不够，导致上市公司治理问题重重，投资者没有得到保护，无法实现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如信贷市场的市场化不够，导致银行效率低下，大量贷款流向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造成银行呆坏账减了又增。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不够，不仅使普通劳动者难以获得有效的寻求工作的渠道，也无法健全有序高效的经理人市场。这不仅影响到普通人的就业，也使得国有企业对管理者的选择过多使用行政手段，进而也无法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如产业投资领域的市场化不够，导致民间资本无法进入一些产业，其不仅无助于提高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也会在鼓励外资进入的同时，给中国经济安全带来隐患。如垄断产业的市场化不够，导致消费者承担着较高的消费价格，典型的是电信产业的固话业务。由于垄断，使得在技术飞跃发展，通信市场不断扩张、通信成本不断降低的同时，消费者还要被迫接受通信价格不断提高的现实。可以说，因为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以较高的资源消耗来维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必须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建设，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帕累托”改进。
我们在强调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对改革理论的准备不足和对改革复杂性的认识不够，在改革过程中，在个别领域还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并由此产生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有关对过度市场化的讨论实际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的无效”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个是对某些利益集团从过度市场化中牟取利益缺乏足够的警惕。市场化改革无疑强调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这种改革方向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是，以市场化取向为改革方向的理论，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也忽略了“市场的无效”问题。传统的市场理论认为，市场只要是一个没有磨擦、信息完全、竞争充分的市场，价格信号就可以调节市场实现均衡。但当人们认识到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后，就会发现，市场也存在失灵的时候，一个经济活动可能会带来负的“外部性”，而这有时是市场无法解决的。因而，只有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当前存在的诸如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都是因为过于相信市场、依赖市场而造成的。因此，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市场化问题，应该进行反思并纠正。
而对于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没有充分意识到，但现在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利益集团影响改革方向的观点，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客观讲，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从积极方面看，这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只有具有不同利益的团体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渴望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才会产生民主决策的基础和机制。而当前所要做的，是能够让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和渠道，而不是让那些力量强大且掌握政治技巧和经济资源的集团获得片面的利益。
对改革进行反思是必要的。拒绝反思改革，盲目推进改革的做法，与全面否定改革同样不可取，其对改革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作为民主党派中的一员，我始终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祖国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建立在我们党90多年长期奋斗基础上，而其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则可追溯到更远。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已有500年时间，从这个很长历史过程来考察，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
社会主义500年，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从六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
第一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是1516年英国人莫尔发表的《乌托邦》一书。这本书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悲惨景象，同时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此后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有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英国掘地派运动领袖温斯坦莱、法国的摩莱里和马布利等人，其中最重要的是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基础，论证未来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未来社会提出一些积极主张和有价值的猜测。但是，他们的共同局限是唯心史观，无法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正确道路和社会力量。
第二个时间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把社会主义思想置于这两大理论基石之上，从而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科学社会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和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主要是理论上的，如何付诸实践，是后来人的使命。
第三个时间段，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20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十月革命胜利后，究竟如何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列宁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针对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暴露出的问题，列宁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深刻调整。
第四个时间段，苏联模式逐步形成。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想进行一些调整，但在西方等各种势力强大攻势下，这种调整偏离了正确方向，终于导致1989年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了重大曲折。
第五个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是第二个在一个大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刚开始，我们只能学习苏联经验，但在实践中我们党很快就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尽管探索艰辛坎坷，但我们党取得的积极成果是极其宝贵的，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第六个时间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进行改革开放，并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发出响亮的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实践探索，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搞清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及其演进，搞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就能明白，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条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一条人间正道。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福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体系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又借鉴了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会一成不变，而是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历经高潮与低潮、成功与挫折的历程，是一部气势恢宏、跌宕起伏的交响乐，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部交响乐的华彩乐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来说话，要由人民来裁判。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巨变，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就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包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现在，有些人议论这个道路、那个道路，有的想拉回到老路上，有的想引到邪路上去;有的是思想认识误区，有的是别有用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看准了、认定了，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要始终保持清醒坚定，保持强大前进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要把握三个方面。
一是，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二是，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三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轰然倒下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要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虚无历史，坚持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
5.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同时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把这些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要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更好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研究，认真宣传阐释党的思想理论，更加及时地发出中国声音、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的起点。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答干部群众思想上的疙瘩。比如，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就需要重点回答。再比如，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何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需要重点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是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深层次问题，都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要在研究重大问题上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和潜力。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6.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庄严宣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对事物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还非常有限。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大胆探索、深化发展，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在艰辛探索和实践中，找到了、坚持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必须顺应世界大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行，都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在当今世界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空前紧密的情况下，更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
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们党90多年来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来。在前进征途上，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也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要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